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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演繹(舊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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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出:再談高青復刊經驗

■ 什麼是媒體?什麼是高青?從「說」開始

總是這樣的,不管是新加入高青的學弟妹,或是在聽著我談的你們,總是會問一個問題,高青,是什麼?我是說,高青,在作什麼?

談高青,無疑地,仍舊是必須從媒體的脈絡來談,一如我上篇文章所鋪陳的那樣,高青作為一種媒體,同時也是一種批判,然而,它仍舊謹守著媒體的路子,看到這裡,你或許會說:「醒醒吧,該回火星去了,地球是很危險的」

總該說點人話了吧。

上篇文章,最大的問題之一,就是缺少從經驗的面相來談媒體,把校園媒體跟認識談在一起,我仍舊是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概念,然而,真正的媒體不是從這邊出發的,或者說,我們實際的操作,一次又一次,不該僅僅只用一個概念來含括之。

高青每次發刊的過程,簡單來說,依序會經過線索會(第一次、第二次)、採訪、審稿會(第一次、第二次)、定稿、排版、發刊、檢討,這其中,最重要的,是第一次的線索會。
那是一個怎樣的場景?

我們大家坐在社團辦公室裡頭,一個一個報告自己負責問到的線索,而大多時候,我們都像在閒聊,最常出現的口頭禪,就是「聽說」,是的,高青的出發,就是從「說」開始,偶而我們會談到這條線索可以如何如何發展,不過,多數時候是冗長而偶有驚奇的八卦時間。

說,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,很多時候,我們去說什麼,是不求回報的,不能販賣,也無利可圖,我們單純就是說,當你知道眼前這個人不知道而你知道,或者,你不知道而他知道的時候,說,就這麼自然而然地流動起來。

媒體,是在這樣的流動之間被指認出來的,我們可以說某某東西是媒體,不是因為它印著一個「新聞」兩個字,而是我們感受到一股流動,不管是力量的或是僅僅就只是訊息的,而說,是其中很特別的一種。

很多時候,我們都會說八卦,說哪個人跟哪個人分手了,如果你仔細聽,在說跟說之間,還不到評論的那個階段,每個人的說都是很有特色的,有人會把男生描述成可恨的出軌薄情郎,可以一一列舉他到底有多不忠,有人會說那男生其實也很痛苦,他到底要追求真愛,還是保持跟前女友的情誼,有人不置可否,雖然說的是八卦,但是聽起來好像在說火星上的事情一樣,也有人談的很激動,乍聽之下還以為她是女主角。

在一個一個被描述被轉述的故事之間,標示著許多描述者的印記,即便是號稱客觀公正的新聞,在隱隱約約之間,你也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印記並沒有消失,而是隱伏到文本背後去,成為新聞沒有被說出的部分。

而我今天的談論,就是要從這沒有被說出,沒有被寫出的地方出發。


■ 苦痛的訓練:好人壞人退散

在社團裡頭,大家都很會談論,常常,我很疑惑,我們如何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頭,談世界呢?談著教師遊行如何如何?醫學教改如何如何?彷彿只要給我們一根稻草,我們就可以掀開全世界。

一直以來,我都覺得不可思議,世界,真的是如我們所描述的那樣嗎?

然後,我到了高青,一個有十分證據才能講一分話的地方,最困難的,並不是證據的收集夠不夠,而在於,我怎麼放下心中的成見,去好好聽別人說故事呢?

聽跟說,原來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。

我常跟學弟妹討論新聞採訪,在採訪之前,我通常會請他們先談一下對於這個新聞的看法、目前收集到的資料、計畫訪問的人、訪問的題目等等,偶而,我會遇到「拜託,幹嘛去訪問什麼什麼主任阿,他們都是壞人阿」的學弟妹,這是最困難的,從他們口中描述出來的事情,並不能說不對,但是我幾乎可以料想得到,他接下來好幾次的採訪幾乎都會是徒勞無功。

原因很簡單,去採訪心目中的壞人,還會有什麼好東西。

如同之前提到的,我們再不斷說出的時候,往往帶著我們獨特的印記,在各種印記裡頭,一大部分是我們的成見,但是我們並不自覺,比如你可能覺得某些人特別不好,某些人特別好,在大多數的情形下,這樣的成見雖不能說不好,但也不能說太差,因為它們幫我們作出近乎反射的許多判斷。

但是,當我們認真地想去認識別人、認識事情,或者,以高青來說,採訪新聞,這樣的成見,常常讓我們無法向前,我們一方面設定好人壞人好事壞事的問題架構,二方面還要意思意思地去採訪尋求有力的證據,很多時候,你會驚訝地發現,許多記者的採訪前後,並沒有多大的差異,換句話說,他雖然進入的採訪的場景,卻「萬花叢間過、片葉不沾身」,他選擇了符合自己成見的資料,而後離開報導。新聞採訪,成了一種不採訪。

於是,在採訪討論間,我們第一個要努力破除的,就是好人壞人的劇碼,別忙,先擺著,聽聽看別人怎麼說,你必須走入他的世界,一圈,再辛苦地摸索出來,你才能真正地去想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。

而這樣的過程是痛苦的,因為當你這麼做,你等於是在採訪的那陣子,強迫自己進入一個暫時沒有是非黑白的世界,那個世界中,陳進興還不是壞人、國父也不是偉人、孔子不一定是好人、南京大屠殺也不一定十惡不赦,所有所有的理所當然,都要被擺下,除非你給出一個你找到的、採訪到的明確的理由。

這樣做,沒有別的,就是要去認識說跟聽的原初狀態,還沒被隨便下判斷的狀態,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認識,事件的描寫與討論,才有匍匐前進的可能。否則,每一則高青關心的新聞,必然可以簡化成權力的問題,而從這樣的角度看出去,的確是什麼都可以談,但是永遠無法談得更多更深入。換句話說,我們必須從一個獨特的人與事件,談到更大的層面,要談到結構卻又同時能讓大家都有感覺,都知道你真的看到了,都知道我身邊好像也有這樣值得關切的事。

高青,作為一種運動,不只是新聞製造機器,勢必會有這樣苦痛的過程,先直指自己,而後擴散出去。然而,這個苦痛有這麼單純嗎?


■ 媒體在個人的運作與問題:從一個經驗談起

時常問學弟妹,來高青,學到什麼,不會是更會借教室、更會排版這樣而已吧?學弟妹給我的答案,常常都是,有進步、學到很多東西,講話談論變得更精確一點,總之,就是變得「不一樣」了。

聽起來挺好的,但是,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看待過「不一樣」這件事,它真的這麼好嗎?知道的東西變多了,原先的成見價值被強迫放下了,真的沒問題嗎?

不妨從我一個經驗談起,在高醫,學校每年都會固定提撥一筆錢作為助學金,供家庭年收入95萬以下的學生申請,有一次,我去學務處詢問關於助學金申請的事,辦事員跟我說,他們把年收入分成很多等級,35萬以下、35萬到40萬之間、......、90萬-95萬,每個等級補助的錢都不一樣,名額也都是固定的,學生提出申請之後,學務處會把那個等級的學生按照成績排列,成績比較不好的同學就會被擠掉,排到下一個等級去,跟下一個等級的學生一起排名。

這個方法,一聽之下我就覺得很不對,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屬於「成績不好」的學生;二方面,我還印象深刻地記得,當初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,行天宮撥款補助各校的受災戶學生,他們的作法是,先讓學生填寫一份詳細的問卷,包括學雜費、購書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、置裝費等,由各校教官來評估填寫的金額是否如實,之後,他們會派員到各校當面跟受災戶學生懇談,說明這個助學金的目的、期限、繼續申請方式等,另外,他們也會安排專員去作家庭訪問,瞭解住家破損情形以及家境狀況,綜合評估後,他們才決定最後的補助金額,因此每個人都不一樣,一學期後,他們會主動問你是否需要繼續申請,並且安排第二次的家庭訪問。

對阿,這才是助學金!

我那時候這麼想,助學金的目標本來就是在幫助清寒的學生,而真正清寒的學生常常因為各種經濟的限制,可能要打工、節省購書費用等等,未必能夠爭取到好成績,以成績來決定誰可以接受補助,這是獎學金,並不是助學金。

從單一事件裡頭,覺察到校園結構性的問題,恰恰符合值得報導的高青新聞的重要條件。我幾乎是立刻想到要開始收集線索採訪這條新聞。

但是,當我問了幾句之後,很明顯整個詢問的氣氛改變了,那個辦事員也突然記起我是高青的記者,當我問題越來越尖銳時,他明顯變得不願正面回應,也不願清楚提供我可以找誰討論制度的修改。

當我打算進一步追問時,我突然愣了一下,我想起我到那個現場的目的,是要去申請助學金的,而我目前的追問,究竟是因為我不甘願申請不到助學金,或者我真的覺得重點在調整那個制度,即便申請不到都無所謂?而我以這樣的身份(申請者)來採訪這條新聞,會不會讓整個新聞的焦點模糊?有關係的行政長官會怎麼看待我這樣的行為?他們會認真回應嗎?還是會以為我在使用媒體暴力?

一剎那間,我腦中閃過許多問題,於是,我無法繼續問下去,不僅如此,最後我甚至也沒有申請助學金。這條線索,理論上應該可以帶回社團討論的,但是不知道為什麼,我悄悄地遺忘了它。

這邊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,當我開始成為一名高青記者,開始學習怎麼採訪新聞時,我所學的全部就是採訪、提問、整理跟寫稿等等技巧,這樣的練習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我的行為模式,我會很容易地嗅到線索的味道,同時像反射一樣,開始收集一定程度的線索內容。

在採訪本身,我覺得我並沒有多大的問題,我可以即時地反應及探問。然而,問題會出在,我似乎需要一種技術,來處理我跟採訪之間的關係。

換句話說,當採訪這件事與我自己碰撞在一起的時候,表面上我只是學會了一種新技巧,有一些新的工作,似乎我的生活仍然一如往常,然而,其實不然,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,我的生活其實已經改變了,甚至是,「我」自己已經不再一樣了,因為新的技巧、知識或理念,我其實會在生活的各種場景遭遇到許多隱微的問題,這些問題如果不被提出與回應,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某些東西運作起來不太順,接著我可能會隨便找到一個方式來作,結果就是莫名地憤怒、羞赧或者其他。比如在上面那個例子中,當我可能或是真的被質疑為了自我利益時,我或許立刻惱羞成怒,在之後用盡力氣找這個新聞的碴;或者,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回應,於是心理受創地夾著尾巴逃跑。

這些細微疑惑的長期累積,必然改變我跟新技巧之間的關係。日子久了之後,我可能會隱隱約約地抗拒去採訪,但是我可能談不出來,也不知道為什麼。

在一個運動的過程中,我們是不是在不知不覺間漏掉一些相當重要的環節?為什麼?是我們心思不夠靈敏、不夠纖細嗎?還是這又是必然的過程?所謂「成大事者不拘小節」?


■ 結語:關切自我的技術

某種程度來說,這篇文章企圖把談論的點,從遙遠的結構拉回到身邊,而這也是我覺得重要的,不是說我們不再需要結構的討論,而是在每個人身上,每一個運動、工作隊、理想、限制、制度等等,到底對人有了怎樣的運作。

這是一個重要的層面,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吧,一個理想號召了一群人,組了一個工作隊或是社團,一年之內,成員慢慢離去,或者,力氣漸漸衰減,我們可能想說,大家的課業社團太忙了,或者,離開的人在個性上不適合,或者,他們太模糊了,竟看不出這樣一個理想鄉,在嘆息的同時,卻也隱隱有種孤單與驕傲,於是,我們對於理想變得更篤定,對於周遭的嘆息也越深沈。

然而,每個人都有過猶疑的時刻吧,可能在我們剛撞入一個新的領域或是社團時。運動真正的場域,應該是在這裡,在一個跟「自我」相當接近的位置。在這樣一個位置,似乎需要一種技術,讓我們去面對自己,幫助我們關注某些「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情」,認出其中某些部分只是情緒、而某些部分卻隱含自我的問題,我們要做的,是額外嘗試一種技術去面對這樣的問題,去知道在許多決定、差異、離開、到來的背後,有怎樣原初的場景在流動著。

這並不是一種玄學,我們需要的,只是一種敏銳與稍作停留的耐心。

*原文發表於 2005.10.01 台灣醫學生論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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